上海艺术评论:歌剧《红船》:“红船”精神的时代表达

2022-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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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鲍婧 国家京银河助理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

暗夜、乌云、枷锁、难民……歌剧《红船》一开场就为观众刻画了一幅战乱频仍、民不聊生、满目疮痍的场景,观众虽置身剧场却仿佛回到了那个风雨如晦、苦难交织的旧中国。幸而,剧中有这样一群为了追求信仰和真理始终求索的先驱者,以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2005年6月,习近平同志首次提出“红船精神”,将其概括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

歌剧《红船》由浙江演艺集团、浙江交响乐团和浙江音乐学院联袂打造,2021年7月2日,该剧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剧目”在国家大银河上演。以歌剧艺术的形式引领观众跨越百年时光,感受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的伟大实践,让“红船”精神在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中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

“宏大主题”的不朽魅力

作为内容先决的创作形式,歌剧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剧本,它是剧作家系统编织情节的一种连贯序列,要求剧本创作首先根据史料、史实或历史文本予以创编,再将选定的主题进行逻辑结构的艺术化加工,从而形成一个严密的整体。诚如清人李渔所言:“编戏有如缝衣,其初则以完全者剪碎,其后又以剪碎者凑成。剪易碎,凑成难。凑成之工,全在针线紧密。”([清]李渔.闲情偶寄[M].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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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剧《红船》剧照

从历史背景来说,“红船”讲述的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嘉兴南湖的一艘红船上完成最后议程,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就此扬帆起航。“一大”作为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的大事件,“红船”作为中国革命精神之源和地域文化的独特资源,经过时间的磨洗具备了较强的“典型性”。因此,对于这种宏大主题的艺术创作同时具备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也意味着将其创新性地转化为舞台表演作品的巨大难度。

“红船”题材本身是一个会议和研讨形式,如何在尊重历史史实的前提下通过戏剧舞台给予其艺术化的表达,究竟该以哪个事件、哪位人物为中心,如何以歌剧形式刻画和安排“一大”召开时的人物形象及正反派、主配角之间的对位关系,无疑是摆在剧作者面前最为棘手的问题。


带着这样的疑问,该剧编剧、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国家京银河院长王勇给出了精彩的应答。这位资深剧作家深知艺术创作规律,此前的人偶剧《鹿回头》,话剧《国之大臣》,儿童剧《飞啊飞》,歌剧《呦呦鹿鸣》《天使日记》,舞剧《红高粱》,戏曲《英子》《项羽》《人民英雄纪念碑》均出自他手,多次荣获“五个一工程奖”“文华大奖”“文华剧作奖”“曹禺剧本奖”。面对前述关于《红船》剧本的创作难题,王勇在遵循历史原貌的前提下,并未将思路局限于单纯讲述红船上发生的故事,而是将“红船”视为一种精神象征,在以“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根本事件为核心的基础上,运用集中和分散、相对亦相交、变与不变的创作手法结构剧情,并借鉴影视剧的“蒙太奇”手法,将《红船》的恢弘气度与史诗意蕴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具体而言,从《红船》主线逻辑上来看,该剧属于两幕体,较往昔的同类作品,按照常规的叙述手法,编剧一般都会采取忠于史实信息的起承转合式正叙方式。但王勇敢于破而后立,打破常规,并未选择一贯到底的线形叙事形式,而是别出心裁地灵活运用正叙、插叙、倒叙、多时空平行叙事、不同时空切割同构叙事等手法,在剧中设计了16次时空转换,时间跨度在1919年5月4日到1921年8月之间,以“五四运动”“驱张运动”“营救陈独秀”等典型事件及关键人物来展开线索。在穿插相交的故事发展中结合“一大”前后的进程,将党的纲领、组织任务与具体事件联结起来,进而在戏剧矛盾冲突的推动下,将革命精神的丰富内涵深刻呈现,巧妙地钩织对比型、复合型舞台艺术时空,使全剧突破时空限制,扩大了含容量,增强了审美冲击力。

“歌剧思维”下的音乐审美意蕴

创作的可贵在于为内容找到贴切的表现形式,实现内容与形式的高度契合,并在此基础上将艺术表现力推向极致。“一切形式皆为表现内容、塑造人物服务”成为《红船》着意创新的理论后盾。歌剧是文本与音乐的综合艺术,从艺术接受的角度讲,观众欣赏歌剧作品首先始于形式,所以形式的美感程度,既是衡量作品成功与否的一大标准,亦是剧本得以充分表达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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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剧《红船》剧照

著名歌剧作曲家金湘在“歌剧思维”理论中指出,“从事歌剧创作的各专业艺术家自觉按照歌剧艺术的高度综合性特点,充分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对所有参与舞台综合的主元素进行有机综合和整体化合,从而使歌剧艺术综合美在舞台演绎中得到尽可能完善的体现。”( 居其宏.“歌剧思维”及其在<原野>中的实践.[J].中国音乐学.2010-3:96.)由此可见,歌剧的舞台表演核心是音乐,故而音乐的创作需要秉承一种整体观,即做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剧本的先决为作曲家提供了充沛的创作基础,而音乐的功能则在于烘托氛围、推动剧情发展,塑造人物形象与性格,进而赋予剧本诗意化的表达。

《红船》的音乐创作由一级作曲家孟卫东担纲完成,在音乐方面,合唱、独唱、重唱各有章法,大小调与离调运用交替更迭,宣叙调、咏叹调自如流畅,各人物的主题音乐形象特色鲜明。

在选取表现重大历史题材音乐方面,我们翻阅歌剧创作史,发现作曲家们多运用“鼓舞人心,气势磅礴”的音乐主题,这似乎已形成一种创作的审美共识。回到本剧,诚然,中共“一大”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标志性事件,是中华民族奋起反抗、涅槃重生的起点,为了突出“红船”音乐主题的整体性与独特性,孟卫东别具匠心地从《国际歌》和《国歌》的旋律中提取典型素材,首尾呼应的音乐手法将其交响化、立体化,并明确主旋律的发展方向,将中国共产党人的群像鲜明地勾勒出来。在主题动机的烘托下,不仅谱写出中国共产党人“事再大且举重若轻,谈笑之间把历史开创”的豪迈诗篇,更体现出大型正歌剧应有的戏剧效果。

由于《红船》涉及人物较多,主配角身份多样、性格迥异,而剧中所有事件都需人物行动得以展现,因此,表演中的唱段或唱腔需要依据史实将每一位革命者特有的形象气质准确地勾勒出来。

《红船》音乐的整体风格别具新意,庄重的历史题材既需恢弘气势,亦要沉郁凝重来突出特定的时代背景。如何以音乐形式处理众人同台各抒己见的会议场景,并在有限的表演空间将戏剧层次区分并保持之间的连续性,成为该剧难点和看点。为了达到各种碎片化场景的自然转接,塑造不同人物的性格,孟卫东在音乐形式上采取了咏叙调与宣叙调结合交织的手法。这种类似话白风格的对唱,在器乐群比拟式手法及特殊音响效果的配器烘托下,音乐不仅具有强烈的现场感,也推动剧情呈现出均衡连贯的效果。

整部作品的音乐铺陈中,作曲家营造了诸多令人难忘的音乐戏剧场景。《我有一个梦》《一个幽灵》《启航,驶向远方吧》《万岁》等唱段塑造出了栩栩如生的人物性格,如毛泽东的主题咏叹调《我有一个梦》深沉有力地唱出了中国崛起的伟大理想,诗意盎然,意蕴深邃,尽显革命浪漫主义格调;李大钊驾骡车送陈独秀出城时,在乐队模仿的轻盈的骡蹄声节奏下,两位共产党人的对唱、重唱尽显英雄气概,画面生动、妙趣横生…… 


值得一提的是,剧中音乐中除了咏叙、宣叙调外,亦不乏抒情动听、具有鲜明民族风格的旋律。如毛泽东与杨开慧的几段咏叹调及二重唱、细妹子对苦难生活的娓娓诉说、船娘对美好生活的憧憬等,将湖南花鼓戏及嘉兴地方民歌的音乐素材有机融入,辅以如琵琶、古筝、阮、锣鼓等民族乐器的伴奏,使得民间音乐巧妙地融入其间,既入耳又好听,不仅满足了歌剧人物多样化及声部色彩的丰富性,也令听众产生亲近感与认同感。

“以人物为中心”的精湛表演

《红船》在歌剧艺术表演美学上达到了全新高度,特别是主要人物塑造,没有一个动作脱离人物性格,没有一句唱腔浮游在人物之外,没有一刻表演离开人物情感。男高音王传亮虽是第一次在歌剧舞台上饰演毛泽东,但他以精湛的声乐技巧和表演功底塑造了真实感人的青年领袖形象;男高音严圣民饰演的陈独秀声音优雅高亢,与男中音杨小勇饰演的李大钊默契非凡,“对手戏”令人拍案叫绝;郑培钦饰演的杨开慧唱腔灵动活泼,为支持爱人的革命事业不惜付出宝贵生命;女中音唐琳饰演的王会悟勇敢并善于决断,关键时刻改选会议地址的决定推动了事件的顺利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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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剧《红船》剧照

全剧高潮迭起,亮点层出不穷,丰富的叙事手法使该剧在“歌”之余,“剧”的意义被格外张扬。仅以其中一场示例:1919年6月,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被捕入狱三个月,后经各方营救方得出狱。剧中,李大钊与张国焘、刘仁静及众学生在监狱门口迎接陈独秀,高唱:“终于赢得胜利,终于迎来正义。你今天走出监狱,像一缕希望的晨曦。”尔后,李大钊吟唱《欢迎独秀出狱》诗:“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他们的强权和威力,终竟战不胜真理。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你。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你不必感慨,不必叹息,很多的化身同时奋起……”,随着李的独唱、陈李二重唱、青年学生大合唱、甚至全场观众轻声和唱,我们知道,在对“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段史实的刻画上,《红船》没有让观众失望,更以浪漫主义式的阐述带给观众更大惊喜。紧接着,暗场渐明,乔装成“车把式”的李大钊亲自驾骡车护送陈独秀出城,雪落无声、铃儿叮当,二人壮志满怀约定分别在北京、上海团结劳苦大众,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以歌剧特有的表达方式激发观众强烈共鸣,让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一历史的必然选择更加深入人心。

“平行蒙太奇”的舞台设计

《红船》的场景切换频繁,在主创的巧妙构思下,舞台空间被横向纵向18块可移动景片巧妙分隔,在灯光、音乐的配合下切割搭建出50多个场景。同时,舞台中心设有大小两个转台,直径16米的转台上还有一个直径7米的台中台,充分满足场景的连续性衔接与聚散相谐高度统一的要求。借助景片的推拉摇移和转台的曲线运行,舞美设计与戏剧结构、音乐表达和视频影响相辅相成,让舞台空间简约立体,以画面感和镜头感营造出时代变迁和时空跨越,生成一种远近景聚散统一的美学切换原则,其优势在于在较大程度将戏剧场景连贯起来,行云流水,毫无违和感。比如不同时空切割同构的叙事方法运用在1921年7月一大会议前夕以及党代表红船热议之时,舞台上两度同时出现李大钊在北大图书馆、陈独秀在广州火车站的隔空对唱,他们仿佛旁观又仿佛共融,不同时空切割并置,既交代了两人何故没有出席“一大”,又表现了两位巨擘在建党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景别越大,环境因素越多。景别越小,强调因素越多”,在对场景细节的把控方面,《红船》的舞美侧重以实景构筑真切的审美体验。不论是游行街头、阴森监狱、大厅寺庙等远景场面,还是南湖画舫、图书馆、火车头、雪夜骡车等近景画面,均实现了有限时空的无限延展,真正做到了虚实相生、韵味无穷。

结语

作为建党百年之际涌现出的红色题材歌剧的崭新硕果,《红船》它的上演无疑是成功的,其在政治价值、艺术价值和美学品格等方面具有较强的文化属性与精神内涵。该剧以内容先决的美学叙事原则展开,在编导演音美、灯服道效化全方位推进下,演绎着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沧桑历程。传统与现代、内容与形式、表现与再现、时代与艺术之间的关系,这些常思常新的命题都能在歌剧《红船》中发现经验、获得启迪。

革命精神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亦是艺术创作的富矿,“红船精神”根植于党的创建伟大实践,是党的先进性之源,对于中国革命精神具有追根溯源的意义。( 岳亮.让“红船精神”引领新时代脚步[N].光明日报.2018-6-4:5.)歌剧《红船》的创作与问世、“破圈”与热议,无疑帮助我们开启了历史与现实的对话,是文艺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的一种生动体现,也是从艺术角度传承弘扬“红船”精神,讲好党的故事的成功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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